篇一：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三）
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答：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分配土地的方法。到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进行土地分配的方法，即：（1）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促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2）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二、《井冈山土地法》的缺陷主要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
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而《兴国土地法》对《井冈山土地法》所作出的一个重大的原则性修改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三、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即地租一般地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按抗日战争前的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地减少到社会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实行了这个政策，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有利于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人民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土地革命的条件日渐成熟。1945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四、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聚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五、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建国后新形势确定了土改的新政策，对待富农，由解放战争时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有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土改运动的顺利完成和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从1950年冬起，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国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约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新解放区土改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农业合作化的三个步骤：我国在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逐步实现过渡。
第一步，号召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几户或十几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人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三步，在初级社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篇二：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总结及启示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摸索和积累了丰富的反对”左”的错误倾向的经验教训，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土地革命；”左”倾；核心价值体系
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但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正确领导和果断决策，这些错误倾向得到纠正，中国革命才能够最后走向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摸索和积累了丰富的反对”左”的错误倾向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一、土地革命时期，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倾向的表现及其根源
（一）
三次严重”左”倾错误的表现
第一次是王明的”左”倾盲动错误倾向。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在党内的反映，并在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人一味主张盲目地进攻，并制定了一个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责令毛泽东组织部队攻打大城市，制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但起义军严重受挫，给新生的革命军队带来严重损失。
第二次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党的六大后到1930年上半年，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和扩大，客观上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但是，党内以李立三为主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批评毛泽东的”农村工作第一步，城市工作第二步”的思想，制定了整套以武汉为中心，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夺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结果造成了比第一次”左”倾错误更严重的危害。
第三次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王明不顾当时革命的发展变化和敌强我弱的具体情况，在政治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致使中国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被迫长征，根据地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
（二）
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
1.阶级根源。小生产长久而大量存在，小生产意识形态的广泛和根深蒂固，是错误倾向产生的阶级根源。中国封建社会以小农为主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构成了社会基础，决定农民在政治上左摇右摆，容易走极端，使得他们在政治上随波
逐流。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文化低，受封建主义、农业小生产思想影响较深，缺乏民主传统，虽然革命要求强烈，与农民有着天然联系，居住集中，但如果缺乏自觉性，也可能产生”左”倾错误。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虽有反封建的一面，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其革命和妥协双重性使其在不同的革命时期摇摆不定。
2.思想认识根源。从根本上说，”左”倾错误思想是因为没有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认识论，夸大或小视甚至否定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违背了客观规律，即违背了党的思想路线。具体说，主要是指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王明的”左”倾错误的主要失足点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苏联的经验绝对化，完全脱离中国具体情况搞革命。
3.社会历史根源。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虽然从辛亥革命开始就有许多仁人志士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反封建革命，但时间短，极其不彻底，很容易产生”左”的错误倾向。从党的历史来看，确实有些客观条件容易导致”左”的错误倾向发生，例如，理论准备不足和理论水平不高，相当数量党员的文化水平低下，等等。
4.国际根源。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对国际和中国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土地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的直接根源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三个阶段论”和”三个时期论”；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是共产国际”左”倾宗派主义的直接产物。
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左”的错误倾向斗争的经验教训总结
（一）
高度重视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党，不断提高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水平
首先，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第一次成功实践于俄国，而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和思想文化背景都与欧洲和俄国相差甚远。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欧洲和俄国的模式，而应该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其次，要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学会用马列主义理论武器开展反倾向的斗争。”左”、右错误倾向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对马列主义的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及运用，因而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客观发展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我党历史上反对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态度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本质一样，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基本特征。我党历史上的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的”左”倾冒险错误，都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全党的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才能正确地开展反倾向斗争。
（二）
开展有力、及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保证我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有效武器、。在革命时期，生动活泼、针对性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保证了党和军队思想的统一，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加强了党、军队和人民的团结。土地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到成熟阶段，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确定和巩固。经过赣南”四整”、三湾改编、农村根据地的开辟、反围剿、长征等实践，中国共产党运用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艺术，使”左”的错误倾向得到批判和纠正。
（三）
坚持反对”左”的错误倾向的基本原则
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原则。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这也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思想路线。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虽在八七会议上得到纠正。但由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反映到党内来，左倾情绪很快发展起来，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三次”左”倾错误都违反了客观实际，将”左”倾当作右倾去反，使党在”左”倾错误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其次，要坚持正确区分矛盾的性质的党内斗争的原则。党内斗争包含着反对错误思想、错误倾向和错误路线三方面的斗争。矛盾性质不同的党内斗争必须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法，绝不能把党的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画等号。在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等人却把党内任何细小的矛盾分歧都看成路线斗争，并且要在党内进行不调和地、无情地反对那些哪怕是没有形成的和最小的”左”、右倾向的斗争。
最后，要坚持分清主次和集中反对主要错误倾向的原则。正确地开展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科学地估量形势，准确地分析和把握一个时期影响干扰党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左”反”左”，是右反右，抓住主要矛盾，有重点地开展反倾向斗争，同时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但判断一个时期主要错误倾向究竟是”左”还是右，不能主观臆断，必须根据当时社会的实践。同时，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时，也要注意防止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滋长，因为它们是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并且在反错误倾向时，不能用一种错误倾向去克服另一种错误倾向。
（四）
坚持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首先，要克服”‘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李立三就认为”‘左’些比右好”，王明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第六次大会上很赞成李立三的说法。有些观点的根本错误是把路线问题上”左”倾与右倾，同政治派别上的左派与右派混为一团。有的认为”‘左’的错误的动机是好的，是好心办坏事”，对这种说法要作具体分析，应该说犯”左”倾错误的人，多数同志是出于好心，但也有不少人是夹着私心。有的还认为”左”是方法或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种将方法问题与立场问题割裂开来的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相统一的原理。而应当说犯”左”右倾错误的人，多数属于思想认识和方法问题，不能都说属于政治立场问题。中国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一样都曾给
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左”并不比右好。
其次，注意克服”‘左’难防，右好防”和忽视右倾的错误思想。在社会生活中不仅”左”有害和难以防止，而且右也有害，同样也难以防止。由于我们党内犯”左”倾错误比犯右倾错误的时间要长得多，纠正”左”比纠正右的错误难得多。反”左”容易出现右，反右容易出现”左”，是党的历史中一种规律性现象。
最后，要树立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正确态度。这是共产党人开展反”左”倾错误斗争的根本立场和态度。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当遭受”左”倾错误的打击和排挤后，仍坚持真理，为党工作。刘少奇敢于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勇于自我批评，特别是同王明先是”左”倾教条主义，后是右倾错误斗争中，表现得十分出色。周恩来坚持同”左”倾错误作斗争，严于律己，勇于承担责任。在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曾一度执行过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路线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但他在反对和纠正这两条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
从根本上优化防偏纠错的科学机制
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结构，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完善党政机关和执政机制，坚持和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不断提高依法治国的能力，正确处理好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关系，完善并落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健全并贯彻民主集中制等基本制度，落实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制度，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的制度。
三、反对”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启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社会思潮呈现复杂多样、利益主导、自由互动、开放交流等特点，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指导地位，吸取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经验教训，不能轻易地给任何问题扣上”左”的或右的帽子，突显任何一种思想斗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引导广大理论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判断事物，指导工作，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因此要做到统一思想，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包容整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制度创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宣传，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高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推动理论武装工作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提升文化软实
力，以文化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凸显人文关怀，用民生问题的切实解决为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奠定群众基础；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参考文献
[1]杨春长,王聚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反对错误倾向的理论与实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张耀灿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篇三：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篇四：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篇五：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经验的总结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其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加强党的自身
建设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
正
文
】
1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18年的斗争历史,并将其中的经验概括为三个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一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最复杂、最困难,而又对中国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最有实力的政党,二者之间的关系牵动着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间,由于两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实行了合作,第一次结成统一战线,因而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正当革命即将完成之时,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破坏了两党的统一战线,因而招致革命失败。1927年以后十年内战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两党再度合作,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他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成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建立——破裂——再建立,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没
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之所以要在统一战线中增加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基于对其两重性的深刻认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因而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它有可能参加革命。
西安事变后,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转变他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开始接受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种情势下,统一战线中仅仅增加民族资产阶级显然就不够了,有必要起用一个更概括、更一般、含义更广泛的概念——资产阶级来反映新情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一般意义上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并把它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由“民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在认识论上是一次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由抽象再到具体的又一次飞跃是在1940年3月完成的。19年冬到1940年春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反映在他1940年3月11日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在这里他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又分为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和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
根据新的认识,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建国初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还对1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
二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他说:“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
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三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密切相联的。毛泽东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形成的又一共识。对此,毛泽东1936年底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作了进一步论证。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然而由于其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引向彻底胜利。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中国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也愿意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然而由于其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性,也最能虚心接受世界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成功经验,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如何实现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这个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并不突出。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实行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实际上执掌着全国政权,调动着正规军队,担负着正面抗战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何实现自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实现基本口号的具体目标就无所谓政治领导。第二,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基本的政治任务而奋斗的过程中,
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多数,得到群众拥护。第三,在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
[NextPage]
其实,中国共产党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领导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特别是土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同时也饱尝了放弃领导权招致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共产党在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争蛔跃醯取领导权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而实现对广大抗日民众的领导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其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11]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将共产党要实现领导所需要的条件概括为两条:“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12]接着他又将这两个条件写进《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并且指出:“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13]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率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些利益和要求而坚决斗争,这是共产党实现自己领导的宝贵经验,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4]“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15]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制定和坚决执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帮助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认真地为农民的利益去奋斗,因而才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实现了党对农民以至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提出了着名的两个标准,即判定政党作用的根本标准和判定共产党人言行的最高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6]“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7]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等政策,一定能够在实践中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也一定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长期艰苦奋斗的经历,以成千成万优秀党员和干部的流血牺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成为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和最坚强的领导者。他说:“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8]
四
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应有之义。毛泽东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点,把党的建设作为三个法宝之一,是基于他对共产党自身特点和所处环境的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代表着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联合他们共同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时农民成为共产党组织的主要来源。一批批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共产党,他们在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也把源于本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带进党内,涣散着党的组织,危害着党的事业。这种苗头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1928年11月他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十分关注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问题。
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复杂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中进行的。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建设18年的历史经验。他指出,党的建设与党的斗争是不能分离的。共产党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锻炼着自己,积累着斗争的经验,加深着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18年的历史证明,当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正确地解决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建设、发展和巩固就前进一步;反之则后退一步。18年的历史还证明,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越
深刻,党的组织越巩固,就越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内先进思想和不良作风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党员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然而,正是在应对这种复杂局面,处理各种不同矛盾的过程中,党的建设得到了多方面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在政治上,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作风上,延安整风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实现自我教育的好形式。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24年的斗争史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三大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着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主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实践证明,这种结合进行得好,党就前进就胜利;这种结合进行得不好,党就后退就失败。在党的历史上产生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其思想根源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作教条,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主义者又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根本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两种错误倾向都留下深刻教训。因此,掌握思想教育,克服错误倾向,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基础。
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共产党进行自我评判的重要尺度。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超过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自愿的原则;尾巴主义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落后于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因此,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教育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党员每时每刻都不要脱离群众,这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开展认真的自我批评是共产党清除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解决党内的各种矛盾的有效方法。在共产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共产党不仅在党外是处在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上小资产阶级色彩。所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共产党内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此外,客观存在的新旧事物之间的矛盾也会在人们的认识中反映出来,表现为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正确
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清除各种错误思想,维护自身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的时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了。这时,党的纪律问题再次突现出来。因为,党所领导的战争已经由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转变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重申党的纪律。所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历史经验的时候首先指出了党的纪律。他说:“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20]这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的全面概括。
篇六：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议上，毛泽东回顾大革命失败和在革命低潮中奋起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时说：“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六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大革命失败后，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政策和白色恐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不怕杀头、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踏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历经艰难曲折，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造性地开展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开创了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大好局面。但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中国革命又遭受严重挫折。这一时期，党积累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预备会党的政治建设百年历程③永新三湾村对秋收起义余部进行改编，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支部建在连上”，有效解决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从此，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凝聚力战斗力空前提高。岳麓讲坛首创“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1926年我们党就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要求，但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部队中党的组织是支部建在团上，没能扎根基层，难以形成战斗力。为改变这种状况，1927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江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创举与经验教训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指挥枪的原则由此奠基。在艰险环境中开展工作，对党的支部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928年10月，中央提出“支部是党的政治达到群众的枢纽，支部生活是无产阶级党的基础”的重要论断，强调：“党员没有支部生活，党即永远没有基础。”同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明确提出“健全支部生活”的要求，强调：“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他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的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的运用，首先要了解一切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能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每个同志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针对支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的要求，明确支部会议“第一是解决问题”“第二是教育同志”。这一系列规定和要求，以强化政治功能、健全支部生活为重点，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制度建设，为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提供了遵循。47穆兆勇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岳麓讲坛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在领导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大命题。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总结了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古田会议精神的核心，是从加强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同时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为此，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并对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作出规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由此定型。出了“大熔炉”的思想，强调“应该使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又提主权利。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他发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号召，要求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等各方面关心群众生活，担负起“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的重改善群众生活这两大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采取发展农业生产和教育文化事业、实行男女平等、破除封建陋习等一系列举措，促进了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发展。为加强政权机关的廉政建设，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工农检察部，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先后惩办了谢步升等一批贪污腐化分子。“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山歌，唱出了苏区干部关心群众生活、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为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指明了方向。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任。为此，我们党把组织革命战争、48思想政治建设入手，通过思想教育，从政治上建军，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农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从而确立起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格执行纪律，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纠正极端民主化、各种非组织的观点和倾向。二是明确党的组织建设的目标，是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起党的政治任务，着重从政治上提出了纠正组织松懈、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三是第一次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强调党内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四是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出了重大贡献。一是要“在组织上，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党领导的新型在局部执政的尝试中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初心使命1931年1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这苦群众的国家”，是党在极端残酷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党领导制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兴国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任务和要求，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左”倾错误对党的政治建设的严重破坏及其教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导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依据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定并颁布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大纲，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例，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召开了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苏区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劳苦群众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明确了红军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任务，组织了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选举条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深入总结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走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要害。“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地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绝对化，一切照抄本本，导致在中国革命性质、阶级关系、革命形势的判断和革命发展道路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都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犯了严重错误。在组织上，为推行其错误路线，“左”倾领导人大搞宗派主义、过火的党内斗争，推行严重扩大化的肃反斗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坚持原则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大批干部战士或遭到杀害或受到诬陷、被错误批判和打击，严重践踏集体领导原则，极大削弱了党的力量。惨痛的教训警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坚决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必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开展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在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并深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是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关门主义，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党在全民族抗战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作，深刻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着重揭露和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科学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极大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为党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保证。向复兴、再到遭遇严重挫折的教训，系统批判和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岳麓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讲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坛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同分裂党的活动作斗争，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以反对四中全会为名义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31年1月被开除出党。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他先是阳奉阴违，口头上表示同意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后又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最公然另立“中央”。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政治方向和错误指挥，南下红军遭受严重失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大局为重，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张国焘的努力，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通过严肃的党内斗争和多方的教育挽救，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使党和红军避免了一场灾难，有力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全党的团结统一，积累了开展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政治建（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就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指明了“左”主动权。毛泽东先后发表一系列著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与党的政治建设成就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党内错误思想，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胜利实现了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可以说，一部惊天动地的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坚定理想信念、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防范政治风险，从而赢得战略主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在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是通过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党内矛盾充分讨论和严肃批评，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49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后一意孤行、利令智昏，坚持南下，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过程中，动、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历史。和问题的成功范例。经过激烈争论、设的宝贵经验。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篇七：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议上，1945毛泽东回顾大革命失败和在年4月在党的七大预备会革命低潮中奋起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时说：“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六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大革命失败后，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政策和白色恐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不怕杀头、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踏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历经艰难曲折，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造性地开展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开创了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大好局面。但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中国革命又遭受严重挫折。这一时期，党积累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首创“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作归支部”1926年我们党就提出的要求，但南昌起义和湘“一切工赣边界秋收起义时，部队中党的组织是支部建在团上，没能扎根基层，难以形成战斗力。为改变这种状况，1927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江西党的政治建设百年历程土③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穆兆政勇治建设的创举与经验教训永新三湾村对秋收起义余部进行改岳编，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支部建在麓连上”，有效解决了党对人民军队的讲绝对领导问题。从此，部队面貌焕坛然一新，凝聚力战斗力空前提高。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是一个重要原因。”党指挥枪的原则由此奠基。在艰险环境中开展工作，对党的支部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928年10月，中央提出“支部是党的政治达到群众的枢纽，支部生活是无产阶级党的基础”的重要论断，强调：“党员没有支部生活，党即永远没有基础。”同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告47全体同志书》明确提出“健全支部生活”的要求，强调：“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他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的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的运用，首先要了解一切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能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每个同志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针对支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的要求，明确支部会议“第一是解决问题”“第二是教育同志”。这一系列规定和要求，以强化政治功能、健全支部生活为重点，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制度建设，为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提供了遵循。‘支部建在连上’
岳麓讲坛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在领导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同时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为此，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主权利。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大命题。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总结了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古田会议精神的核心，是从加强48思想政治建设入手，通过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从而确立起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格执行纪律，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纠正极端民主化、各种非组织的观点和倾向。二是明确党的组织建设的目标，是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起党的政治任务，着重从政治上提出了纠正组织松懈、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三是第一次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党内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四是明确了红军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并对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作出规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由此定型。出了“大熔炉”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的思想，强调“应该使又提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为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指明了方向。在局部执政的尝试中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初心使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31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年1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这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是党在极端残酷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党领导制定并颁布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大纲，组织了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选举条例，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召开了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苏区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劳苦群众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他发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号召，要求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等各方面关心群众生活，担负起“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的重任。为此，我们党把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这两大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采取发展农业生产和教育文化事业、实行男女平等、破除封建陋习等一系列举措，促进了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发展。为加强政权机关的廉政建设，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工农检察部，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先后惩办了谢步升等一批贪污腐化分子。“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兴国山歌，唱出了苏区干部关心群众生活、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左”倾错误对党的政治建设的严重破坏及其教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导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依据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深入总结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走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关门主义，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党在全民族抗战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向复兴、再到遭遇严重挫折的教训，系统批判和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岳麓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讲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坛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就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指明了“左”主动权。毛泽东先后发表一系列著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要害。“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地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绝对化，一切照抄本本，导致在中国革命性质、阶级关系、革命形势的判断和革命发展道路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都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犯了严重错误。在组织上，为推行其错误路线，“左”倾领导人大搞宗派主义、过火的党内斗争，推行严重扩大化的肃反斗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坚持原则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大批干部战士或遭到杀害或受到诬陷、被错误批判和打击，严重践踏集体领导原则，极大削弱了党的力量。惨痛的教训警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坚决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必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开展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在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1930提出了年毛泽东在“没有调查，《反对本本主义》没有发言权”中的科学论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是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作，深刻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着重揭露和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科学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极大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为党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保证。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与党的政治建设成就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年10月到1936年10月，我们党英雄气概，战胜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党内错误思想，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了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可以说，一部惊天动地的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坚定理想信念、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防范政治风险，从而赢得战略主动、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历史。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在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是通过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成功范例。经过激烈争论、充分讨论和严肃批评，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同分裂党的活动作斗争，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以反对四中全会为名义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31年1月被开除出党。红军长征途中，193549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他先是阳奉阴违，口头上表示同意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后又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最后一意孤行、利令智昏，坚持南下，公然另立“中央”。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政治方向和错误指挥，南下红军遭受严重失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大局为重，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张国焘的努力，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通过严肃的党内斗争和多方的教育挽救，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使党和红军避免了一场灾难，有力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全党的团结统一，积累了开展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
篇八：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2020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大作业终结性试卷二
论述题：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形成了我们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基本经验，这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最好的“营养剂”。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100分）
参考答案一
答：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些错误的发生，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早就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大给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龙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加之党长期在农村发展，且处于战争环境之中，如果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就会组织松散、软弱涣散，不可能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不可能具备优良的作风，更不可能贏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革命胜利。这些情况决定了要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不断地结合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加强党的建设。
参考答案二
答：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些错误的发生，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产生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1927-1937毛泽东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土地法和宪法大纲。
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牺牲工农根本利益的方法来维持国共合作。1927年4月，在蒋介石反革命活动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反而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要求工人不要听信“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谣言”，企图以此来拉住蒋介石。
实际上是为蒋介石涂脂抹粉、麻痹革命人民。蒋介石叛变后，他又吹捧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中心领袖”，更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必须建立革命的武装，坚持武装斗争，妥协退让只会断送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没有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继续反对建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张，并压制工农武装。结果，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发动屠杀时，没有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终于导致大革命归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走向理论上的成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但是，党在幼年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理解还非常有限，因而还没有真正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正是这种理论上的不成熟，使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导致了党所参与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创造，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日益走向理论上的成熟。
正是由于不断走向理论上的成熟，所以党能够不断排除和克服各种机会主义包括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带领人民坚定地走上了以农村包括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完成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表明，如果没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上的成熟，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就不可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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